7.东进或南下
距离高竟从回鹘凯旋,时光又过去了两年。
关中的长安城,曲江处依旧浩淼美丽,可和昔日相比,总少了点雍容华贵的氛围,成为平民的游乐场所。
因为大部分官员迁徙去了新落成的邺城,他们原本持有的华宅和郊区的田地,只好用相对低廉的价格抛售出去,最气恼的非淮西平章事李吉甫莫属,他家原本在长安的宅院,在堪舆学上是“玉杯”地形,可世代为执政宰相,现在没了,于是李吉甫便在邺城的新居,也做了一模一样的布局,才稍觉心安。这两年是长安旧权贵官僚大批离去的两年,也是长安城富商和匠师们最惬意的两年,他们的力量和产业更加壮大,于是聚集在西明寺内,也商议起来,说我们关中人杰地灵、财富雄厚,过去因李唐政权坐落在此,农商要供养皇族、百官和军伍,所以负担尤其沉重,现在他们全都去了邺,那我们何不合帮,也搞起“关中商行”来,自立大质库,专门做四方的生意呢?
大家一拍即合,都城在我们这里有利有弊,都城不在我们这里也是有利有弊,关键在于如何变弊为利才好。
于是关中商行不但组建起来,还初次使用了种“千金簿”的制度,即召集合伙人,造册将每人的投资额度、利钱额度给一条条理清楚,集中人力财力做大买卖,接着他们就打起来河东、祁山、仇池的食盐,剑南遂州(韦皋主政时期创建起来的,蜀地人很久后依旧思念韦皋,称其为韦王,立庙祭祀,德威流布云南,名气和灌口二郎、梓潼神并驾齐驱,百年后唐朝的民间信仰,韦皋独霸云南和剑南部分,吴彩鸾独霸江南西道、湖南,能主保人的财运、博彩运和考试运,杜佑则在岭南、安南,高岳呢大部分香火在淮扬淮西和山南西道,少部分高王庙则在遥远的安南,日本和新罗也有他的神社祭祀,他妻子崔云韶鬼使神差,成为保佑登莱、淮扬出海商船的‘韶娘娘’,灵虚公主的信仰则多在恒冀间流行,说是能庇佑妇人的婚姻、织造......当然还有帝天教,则迅速扩展到朔方、河东、回鹘乃至河陇,势力更为茁壮)的蔗糖,还有汧陇、会州一带的木材这些物资的主意来,还把山南西道和荆湖的茶叶、棉布,往西域贩卖。
很快,关中商行也异军崛起,当宰堂以每年按额缴纳济贫钱和商税为条件,决议授予行省商镇自治权力后,他们全都离开长安城,开始聚居于新丰、云阳,乃至西面的汧源等镇经营产业,并开始投资关中的农业和水利,只在长安城留下奢华宅邸而已。
当然商人是逐利的,在其后的岁月里,淮扬、两浙和岭南的商行会帮,凭借着敏锐的嗅觉和便利的海洋交通,开始革新投资更多的技术,逐步蚕食内陆的市场,都想独霸这天下的利润,斗争尤其残酷激烈,这是后话不提。
同时,崭新的邺城也大功告成,魏博大名府内的田季安得到消息后,立刻和妻子元芸,并带着大母嘉诚公主,坐上新近在内陆风行的“回鹘大车”(德阳公主逃回来就是坐这种车辆的,回鹘先前就叫高车族,以擅长制造车辆得名),离开大名府,直驱到邺城,在北大市魏博商馆旁侧购置片土地,营建了座豪华宅第,以表示对宰堂的支持,及和武力割据的彻底分道扬镳。
此后余生,田季安、王士真、程怀直、刘澭、张茂昭等,及其家人皆得善终。
王武俊则没能看到新邺城,提前在长安薨去,承岳还前来奔丧,朝廷依旧追赠,算是保住其和成德军的晚节。
当然对宰堂而言,安置厚养几个交出权力的节度使问题不算大,对于魏博、恒冀的士兵处置也十分合宜:得到邺城安置地的他们,此刻又被组织起来,马不停蹄地去整修邺城通往太原的道路了,所需花费也由宰堂和商帮们商议分担。
真正成问题的,还是旧方镇将校层的处分,魏博、恒冀、幽燕、易定、沧景,部分将校留用或迁转掉了,但合计一起仍然有四千余,暂时于各处武道学宫内“教习培训”,俸禄不高,甚至可以说是微薄的,现在有不少人组成“同乡会”,在扬州、邺或洛阳游荡,不然就是强行用低廉价格从商队那里横夺货物,摆在草市上强行贩卖,各地治安就此受到很大的恶劣影响。
邺城铜雀台的“宰堂”,拥有五十个厅堂的巨大衙署,且其处于台城和城墙之内,当得是开天辟地的建筑独创,执政们和地方的行中书省平章事们,这时候分为了两大派别,即“海东派”和“南下派”。
现在西北和东北的边塞都平安下来,北地各异族也纷纷通商进贡,但最大的问题症结,对海东派和南下派是一致的,那便是缺钱,经经界法和砧基簿打算,皇唐现在直辖的人户,已达到六百八十余万户,人口大约三千到四千万,物质生产也蓬勃复兴,可正如芝蕙曾对高岳抱怨的是,天下转通的金银铜币数量不足,“钱重物贱”的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。
江南西道、淄青,最近勘测出储量巨大的金银矿产,不过经宰堂和三司的测算,用来铸币还是有不足之虞。
所以“海东派”以高岳为首,主张组织远征军,一来把富余的将校编入进去,威逼倭国打开大门,在九州太宰府、濑户内海及难波津,公开接受国家和民间的“无限贸易”,且海东商社摩拳擦掌,已死死盯住倭国的几座金银矿山,是势在必得;
而南下派以剑南行省平章事杜佑为首,接受岭南、剑南和关中商会的建议,同样要组成一支远征军,也把富余将校编入进去,征讨南诏,目的是将南诏富有的铜、银收入囊中。
高岳清楚,其实不管是海东还是南下,皇唐的宰堂风气已经有巨大变化,那就是宰执们聚在一起商量国政外交,已不再以“仁义威德”,而是直接以“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银,流入到海内里来,让货物价格能提升,让农、工和商人一并得到利益实惠”为衡准,非常务实。
最终高岳拍板,毕竟他依旧是宰堂执政,且仍然是太子太师,“哪派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输入,就执行哪面的方针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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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中的长安城,曲江处依旧浩淼美丽,可和昔日相比,总少了点雍容华贵的氛围,成为平民的游乐场所。
因为大部分官员迁徙去了新落成的邺城,他们原本持有的华宅和郊区的田地,只好用相对低廉的价格抛售出去,最气恼的非淮西平章事李吉甫莫属,他家原本在长安的宅院,在堪舆学上是“玉杯”地形,可世代为执政宰相,现在没了,于是李吉甫便在邺城的新居,也做了一模一样的布局,才稍觉心安。这两年是长安旧权贵官僚大批离去的两年,也是长安城富商和匠师们最惬意的两年,他们的力量和产业更加壮大,于是聚集在西明寺内,也商议起来,说我们关中人杰地灵、财富雄厚,过去因李唐政权坐落在此,农商要供养皇族、百官和军伍,所以负担尤其沉重,现在他们全都去了邺,那我们何不合帮,也搞起“关中商行”来,自立大质库,专门做四方的生意呢?
大家一拍即合,都城在我们这里有利有弊,都城不在我们这里也是有利有弊,关键在于如何变弊为利才好。
于是关中商行不但组建起来,还初次使用了种“千金簿”的制度,即召集合伙人,造册将每人的投资额度、利钱额度给一条条理清楚,集中人力财力做大买卖,接着他们就打起来河东、祁山、仇池的食盐,剑南遂州(韦皋主政时期创建起来的,蜀地人很久后依旧思念韦皋,称其为韦王,立庙祭祀,德威流布云南,名气和灌口二郎、梓潼神并驾齐驱,百年后唐朝的民间信仰,韦皋独霸云南和剑南部分,吴彩鸾独霸江南西道、湖南,能主保人的财运、博彩运和考试运,杜佑则在岭南、安南,高岳呢大部分香火在淮扬淮西和山南西道,少部分高王庙则在遥远的安南,日本和新罗也有他的神社祭祀,他妻子崔云韶鬼使神差,成为保佑登莱、淮扬出海商船的‘韶娘娘’,灵虚公主的信仰则多在恒冀间流行,说是能庇佑妇人的婚姻、织造......当然还有帝天教,则迅速扩展到朔方、河东、回鹘乃至河陇,势力更为茁壮)的蔗糖,还有汧陇、会州一带的木材这些物资的主意来,还把山南西道和荆湖的茶叶、棉布,往西域贩卖。
很快,关中商行也异军崛起,当宰堂以每年按额缴纳济贫钱和商税为条件,决议授予行省商镇自治权力后,他们全都离开长安城,开始聚居于新丰、云阳,乃至西面的汧源等镇经营产业,并开始投资关中的农业和水利,只在长安城留下奢华宅邸而已。
当然商人是逐利的,在其后的岁月里,淮扬、两浙和岭南的商行会帮,凭借着敏锐的嗅觉和便利的海洋交通,开始革新投资更多的技术,逐步蚕食内陆的市场,都想独霸这天下的利润,斗争尤其残酷激烈,这是后话不提。
同时,崭新的邺城也大功告成,魏博大名府内的田季安得到消息后,立刻和妻子元芸,并带着大母嘉诚公主,坐上新近在内陆风行的“回鹘大车”(德阳公主逃回来就是坐这种车辆的,回鹘先前就叫高车族,以擅长制造车辆得名),离开大名府,直驱到邺城,在北大市魏博商馆旁侧购置片土地,营建了座豪华宅第,以表示对宰堂的支持,及和武力割据的彻底分道扬镳。
此后余生,田季安、王士真、程怀直、刘澭、张茂昭等,及其家人皆得善终。
王武俊则没能看到新邺城,提前在长安薨去,承岳还前来奔丧,朝廷依旧追赠,算是保住其和成德军的晚节。
当然对宰堂而言,安置厚养几个交出权力的节度使问题不算大,对于魏博、恒冀的士兵处置也十分合宜:得到邺城安置地的他们,此刻又被组织起来,马不停蹄地去整修邺城通往太原的道路了,所需花费也由宰堂和商帮们商议分担。
真正成问题的,还是旧方镇将校层的处分,魏博、恒冀、幽燕、易定、沧景,部分将校留用或迁转掉了,但合计一起仍然有四千余,暂时于各处武道学宫内“教习培训”,俸禄不高,甚至可以说是微薄的,现在有不少人组成“同乡会”,在扬州、邺或洛阳游荡,不然就是强行用低廉价格从商队那里横夺货物,摆在草市上强行贩卖,各地治安就此受到很大的恶劣影响。
邺城铜雀台的“宰堂”,拥有五十个厅堂的巨大衙署,且其处于台城和城墙之内,当得是开天辟地的建筑独创,执政们和地方的行中书省平章事们,这时候分为了两大派别,即“海东派”和“南下派”。
现在西北和东北的边塞都平安下来,北地各异族也纷纷通商进贡,但最大的问题症结,对海东派和南下派是一致的,那便是缺钱,经经界法和砧基簿打算,皇唐现在直辖的人户,已达到六百八十余万户,人口大约三千到四千万,物质生产也蓬勃复兴,可正如芝蕙曾对高岳抱怨的是,天下转通的金银铜币数量不足,“钱重物贱”的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。
江南西道、淄青,最近勘测出储量巨大的金银矿产,不过经宰堂和三司的测算,用来铸币还是有不足之虞。
所以“海东派”以高岳为首,主张组织远征军,一来把富余的将校编入进去,威逼倭国打开大门,在九州太宰府、濑户内海及难波津,公开接受国家和民间的“无限贸易”,且海东商社摩拳擦掌,已死死盯住倭国的几座金银矿山,是势在必得;
而南下派以剑南行省平章事杜佑为首,接受岭南、剑南和关中商会的建议,同样要组成一支远征军,也把富余将校编入进去,征讨南诏,目的是将南诏富有的铜、银收入囊中。
高岳清楚,其实不管是海东还是南下,皇唐的宰堂风气已经有巨大变化,那就是宰执们聚在一起商量国政外交,已不再以“仁义威德”,而是直接以“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金银,流入到海内里来,让货物价格能提升,让农、工和商人一并得到利益实惠”为衡准,非常务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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